曼德拉的一生

　　曼德拉的一生

　　曼德拉的三种“生命”面向

　　6月8日，南非前总统、毕生致力于种族平等和泛非主义理想实现的纳尔逊。曼德拉因肺部感染，被送进了南非比勒陀利亚医院，这是他自去年12月以来，因同样的病患第四次入院治疗。

　　据当地媒体报道，连日来数十名各国记者冒着南半球凛冽的寒风，围在比勒陀利亚医院外彻夜守候，期待着“马迪巴”（Madiba,曼德拉的昵称）病情的明朗化。但正如塞内加尔《达喀尔太阳报》所评论的，南非政府和人民显然尚未从心理上做好告别曼德拉的准备，自6月8日起直到6月22日上午，仍不断发出“曼德拉病情在稳定、在好转”的消息，但谁都知道，这位94岁高龄、历经坎坷操劳的老人，生命已到了最后关头。6月23日晚，南非官方终于承认，曼德拉已处于“弥留状态”，尽管他的家人仍不愿承认这点，而在尽着最后的努力，但大多数人已不得不做好心理准备，随时与这位伟大人物告别。

　　曼德拉曾一次又一次被人宣布“生命终结”——自然生命，以及政治生命，甚至在1962年差点被南非白人当局真的判处死刑，但一次又一次“死里逃生”，令人无不叹服其生命力之旺盛。此时此刻，或许正是盘点其生命力的最佳时机。

　　自然生命：94载春秋

　　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开普省特兰斯凯黑人领地库鲁镇的一个“腾布王国”王室，当然，这个黑人“王国”早已徒具空名。他的父亲早年死于肺结核，16岁时，他入读克里斯伯里寄宿学校，3年的学业他仅用两年就优异毕业，不久他转校到希尔斯顿，并以热衷拳击和体育著称。未几他就读于哈尔堡大学，在此期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除名，后来他通过函授，获得了英国的法律学文凭，并获得了律师执照。

　　由于反抗包办婚姻，他放弃继承权逃到约翰内斯堡，几经周折，得到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机会，并借机完成了学业，不久他进入威尔沃特斯兰德大学深造法律，并开始参加反种族隔离活动。

　　曼德拉在此期间开始阅读甘地作品，并深受其非暴力不合作精神感染，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开始强化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开始成为“非国大”活跃分子反抗种族隔离，并开设免费或低收费法律事务所，专为黑人服务。

　　1956年12月5日，他和另外150人被控“叛国”而遭逮捕，马拉松式的审判一直拖到1961年，所有被告都被无罪开释。

　　1961年，他被选为非国大武装“我们的矛”总司令，虽然他主张非暴力，但仍积极履行自己职责，开始组织针对白人政权的破坏活动，并安排游击队员出国培训;因为这段经历，他被美国定性为“恐怖分子”，被限制入境，这项荒谬的禁令直到2008年7月才刚刚解除，此前即使贵为总统，他也只能进入纽约的一小块地区——联合国总部范围。

　　1962年8月5日，据称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通风报信，正从事地下活动的曼德拉被捕，起先被判刑5年，后来却被以“叛国”和“非法入侵”罪名起诉，试图致他于死地。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氛围里，甚至许多曼德拉的亲人、战友和同情者也认为，他的生命将在54岁之际画上句号，成为又一位被志同道合者缅怀的反种族隔离烈士。

　　然而曼德拉的坚定信念、法律知识和好运让他起死回生：那年7月25日，也即被捕前两周，嗅到危险气息的曼德拉在深夜将一把手枪、200发子弹，一些和“我们的矛”组织、纲领有关的文件，和一件军服，深埋在约翰内斯堡郊区，被作为“我们的矛”地下司令部的利利斯里夫农场、离厨房约50步的地下。手枪和军服，都是其在埃塞俄比亚接受军训时，当地军官赠送的礼物，倘这些被闻讯赶来的南非警察寻获，他们就会如获至宝地以此为“武装叛乱”的铁证，把曼德拉和所有被捕同伴控以叛国罪和“非法入侵罪”，并置之死地。

　　曼德拉本人是法律科班出身，谙熟南非司法体系，在好友乔治。比佐斯等的帮助下为自己做了成功的辩护。在辩护中，他理直气壮地承认组织了武装斗争，但指出这是黑人长期非暴力斗争毫无结果、却反遭沙佩维尔大屠杀那样残酷对待后不得已的抗争，“因为南非共和国已取缔非国大，不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只能放弃抵抗”，在最后，他阐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黑人与白人平等和睦相处的新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1962年，死里逃生的曼德拉被送到与世隔绝的罗本岛石灰矿服苦役。在那里他被关在7平方英尺的单人囚室，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当时不论支持或反对他的许多人都认为，罗本岛条件恶劣，曼德拉自知前途渺茫，身心势必受到极大摧残和打击，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岛上与草木同朽，被世人悄悄地遗忘。

　　然而曼德拉再次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他积极、乐观，虽已过不惑之年，却仍热衷于锻炼身体，组织囚犯足球队、拳击队，跑步，每天做俯卧撑，还通过反复斗争，争取到在监狱院中种菜的权利。在罗本岛期间，他努力弥合不同政见、不同派系狱友的关系，协调矛盾，求同存异，甚至抽空完成了其唯一一个大学毕业文凭的进修（伦敦大学函授法学学士学位，学生时代他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未能获得学位）。在饮食匮乏的囚徒生涯中，他仍执着地坚持养生之道，对弥足珍贵的饮食仍然采取节制态度。甚至，他还有闲情逸致在铁窗中给女儿泽妮写信，提醒贵为斯威士兰王妃的后者“吃鸡不要吃皮，以免摄入过多脂肪，影响健康和形体”。对其他狱友的健康他也十分关心，经常拖着比他年轻得多、身体却差得多的战友参加各种锻炼。

　　从1964年到1982年，曼德拉的“罗本岛生命”长达18年。1982年，他被转移到开普敦波尔斯穆尔监狱。此时他已过古稀之年，身患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病重”甚至“病危”的信息不断传出，以至于1984年5月，他的妻子温妮。曼德拉被允许“接触性探视”时，还以为曼德拉健康出了大问题。然而曼德拉在与妻子久别重逢后，仅仅用一句“这是我21年来第一次触到妻子的手”，来概括这21年漫长而艰辛的生命历程。

　　1990年2月，在一年前接替中风辞职的顽固派白人总统博塔上台的德克勒克顺应历史潮流，释放了曼德拉，他的“自由生命”自这年2月11日再度延续。

　　1994年5月9日，曼德拉当选“新南非”的第一任总统，并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此时的他年事已高，国务倥偬，却仍然坚持有规律的生活，摄入低卡路里饮食，和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1999年6月14日，任满一届的他履行诺言，功成身退，自此过起了漫长的退休生涯。

　　家人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在这方面，曼德拉却是百味丛杂，甘苦自知。

　　他有过三次婚姻，6个儿女，但由于长期的地下斗争和牢狱之灾，尽管他十分在意亲情，却在这方面饱尝痛苦。

　　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夫林和她生了2儿1女，感情本来甚笃，但曼德拉长期置身于反种族隔离斗争，让渴望正常家庭生活的伊夫林忍无可忍，最终逼迫曼德拉在“妻子”和“非国大”间二选一，曼德拉最终选择了后者;他第二任妻子温妮和他结婚当天，他就被法庭带走，温妮一面承担起照顾两个女儿的重任，一面勇敢地站出来，以曼德拉代言人的身份和种族主义斗争，赢得了“温妮母亲”的尊称。然而曼德拉获释以后，温妮由于长期独局造成的心理阴影，使得她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她开始酗酒，宣扬暴力，在她身边集聚了许多偏激的少年，他们制造了许多恶性事件，令曼德拉和非国大的声誉大受影响，甚至传出她和年轻助手的绯闻，1996年，曼德拉不得不与温妮离婚，2003年，温妮以盗窃、欺诈等68项罪名被控有罪，判处入狱5年，缓刑一年。也许是年老多情，也许是饱经沧桑，退休后的曼德拉选择了宽容，在谈到温妮时总会说“我的朋友”。

　　更让他饱受打击的也许是儿女们的命运。伊夫林所生的2儿2女，大女儿在9个月时病死，大儿子马蒂巴。桑贝吉勒于1969年、他在罗本岛入狱时因车祸丧生，二儿子马克贾托2005年1月死于艾滋病。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他没有时间照顾和关心子女，马克贾托虽被他寄予厚望，却因长期隔绝而感情渐渐疏远，甚至写不出给父亲的回信，他因承受父亲过多寄望而压力巨大，学习成绩一直平平，作为一个平庸的律师和生意人默默渡过一生，正因为疏于关怀的内疚，马克贾托弥留之际，退休的曼德拉一直守候在病床前。

　　值得他欣慰的是三个女儿都学有所成。伊夫林所生的次女梅基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曾在商界叱咤风云，目前是著名的女权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直致力于种族平等，被认为颇有乃父之风;温妮的两个女儿，泽妮嫁给了斯威士兰王国王子，由于身份特殊，是曼德拉27年牢狱期间见到最多的子女，父女感情甚笃，然而令她痛苦的是，尽管她十分同情和理解父亲，却不能与父亲并肩奋斗，因为她不仅仅是曼德拉的女儿，更是斯威士兰的王妃。泽妮性格刚强，对母亲温妮同样忠心耿耿;三女津吉才华横溢，少女时代就能写出漂亮的诗寄给狱中父亲，1985年，25岁的她作为父亲的代言人，在索维托加布兰尼体育馆当着数千人的面，朗诵了父亲拒绝白人当局“有条件释放”的声明，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当曼德拉和温妮离婚后，津吉曾作为“第一夫人代理”陪同曼德拉出访。

　　曼德拉的儿子死于艾滋病，除此以外他还有另外3名亲人死于同样原因。悲痛欲绝的曼德拉勇敢地承认了亲人的死因，并大声疾呼“不要歧视艾滋病人”、“亲近他们，爱他们”，成为卓有成效的反艾滋病活动家。在当时的南非，艾滋病人还为社会所歧视，政治家的亲属即使患有此病也秘而不宣，曼德拉的勇敢鼓舞了其他在职政治家，此后多名政治家均相继效仿，并投入到反艾滋活动中。2008年6月27日，曼德拉90大寿前，还特意组织了一次演唱会，为防治艾滋病募集资金。或许在暮年的他看来，延续他人的生命，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

　　如他本人所言，退休后的曼德拉最喜欢的就是过生日，他曾说“退休就意味着终于可以过生日了”，他的许多生日都过得颇不寻常：85岁生日上，他和前妻温妮一笑泯恩仇;89岁生日，“国际长者会”成立;90岁生日，盛大的“曼德拉祝寿音乐会”和慈善晚宴在伦敦举办，不但再次吸引了全球舆论瞩目，也成功为艾滋病防治募集了大笔资金，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一共售出46664张门票，这恰是他27年海岛牢狱生涯的囚号。退休后的曼德拉深居简出，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日，让人们感受到他乐观、顽强的自然生命力，也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日，无声地反驳了“曼德拉已故”的传言——他在2003年和2007年1月，曾分别被CNN和某白人右翼组织宣称“已经病故”。

　　7月18日近在咫尺，不知弥留之际的曼德拉，能否迎来其人生第95个他最喜欢的生日？

　　政治生命：神秘的67年

　　南非官方曾用一种独特的形式，将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法定”为67年。

　　2009年11月11日，第64届联大通过决议，将曼德拉生日——7月18日定为“曼德拉日”，以表彰曼德拉为“和平与自由”所作的贡献，2010年曼德拉92岁诞辰，成为第一个“曼德拉日”，一个人的自然生命符号，就此和政治、历史戏剧性交织。

　　也就在这第一个曼德拉日上，南非总统祖玛号召人们用67分钟参加义务劳动，以纪念曼德拉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67周年。

　　2011年，第二个曼德拉日，“67分钟”由“南非标准”变成“国际标准”，呼吁“67分钟义务劳动”的变成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而曼德拉本人的侧面轮廓像也被画在南非航空公司全部58架客机的登机门和座位枕头上，飞到全球各个角落。

　　按照南非当地记者的解释，“67年”，是从曼德拉少年时代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算起，一直到2009年，他在非国大因内部分裂而面临大选严峻考验之际果断挺身而出，在关键时刻稳定选情，帮助非国大涉险过关为止，在那之后，曼德拉再未出现在政治场合。

　　但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他们指出，曼德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0年7月，南非世界杯决赛现场，那一刻对于他、对于南非、对于全世界，都绝不仅仅是个体育符号。

　　即便反对曼德拉的人也承认，曼德拉有感染力、号召力和顽强的斗志，在漫长的67年政治生命中，他不畏挫折，不受威逼利诱，执着地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存在了漫长的3个世纪，且南非历史上从未有过统一的、多种族平等相待的国家，他的政治目标曾被认为迂阔而不切实际，不同色彩和谐共处的“彩虹国”，仿佛注定只能存在于幻想中。谁又能想到，他和同时代无数黑人、白人、其它有色人种中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顽强奋斗，竟真的能让“彩虹国”从天上降临人间？

　　一些对曼德拉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曼德拉曾左倾、激进、暴力，主张武装斗争，他放弃武装夺权，转而强调“和平与自由”，则是在27年漫长牢狱生涯之际和之后，“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亲手下令释放他，并和他合作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1993年和他同获诺贝尔奖，次年又称为南非副总统，和曼德拉共事，他们虽配合默契，却始终不能成为朋友，正如德克勒克所言，即便曼德拉声名如日中天，他也坚持认为，这位晚年的搭档“有暴力主张和倾向”。

　　这并非不是事实，曼德拉本人也从未讳言于此。但正如他在当年法庭辩论中所言，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暴力和重压，让黑人除暴力反抗外别无出路。据喀麦隆《新思想报》回忆，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去伦敦访问，特意停留一天，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说，演说中，他回顾了当年领导“我们的矛”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指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书籍，并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历史，并特别强调曾受到喀麦隆独立运动时武装斗争的组织“喀麦隆人民联盟（UPC）”启发。从50年代末肯尼亚的“茅茅运动”起，至延续最久的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止，通过流血手段谋求反殖民、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就始终是黑非洲独立运动的两个主旋律之一，身为泛非主义忠实信徒的曼德拉，和他所领导的泛非主义组织——非国大，当然不可能免俗。

　　然而和同期许多独立运动领袖，及曼德拉的许多战友不同，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是在不断成熟、成长中与时俱进的。当他的战友们还将南非国家本身视作种族主义统治工具，将斗争目标定位为建设“没有白人的黑人家园”，甚至在观看电视橄榄球赛时为南非对手加油之际，他却开始萌生“彩虹国”理念，为南非队加油（尽管队中每个队员都是白人）。并将南非称为“我们的国家”;当与世隔绝20多年的他神奇地感觉到，时代变了，打破种族隔离藩篱不再只有希望渺茫、牺牲巨大的暴力一途时，他便竭力说服狱中同伴，帮助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向谋求“和平与自由”的道路转型，并最终修成正果。

　　一些观察家认为，曼德拉在狱中长达27年，错过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最激烈、最关键的运动阶段;他当选总统时已77岁高龄，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治理经验，未能让原本号称“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的南非保持昔日的经济光环，甚至最引以为豪的“彩虹国”理念和种族平等，也因“新南非”不断发生黑人与白人、本土黑人与移民黑人间的冲突，而蒙上许多阴影。在他们看来，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断，曼德拉的政治生命并非十全十美，很多时候他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符号，而非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人物。

　　的确，在曼德拉入狱前，他领导的反种族运动声势不大，成效不高，此后又长期身陷囹圄，几乎与世隔绝。但正是漫长的牢狱生涯，令他有机会将原本四分五裂、见解分歧严重的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阵营协调、统一，为了共同目标携手奋斗，也正是在这貌似与世隔绝、无所作为的27年里，他、非国大，乃至整个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政治生命都焕然一新，从一个主张武装斗争、暴力夺权，对南非国家认同模糊混沌的解放组织，升华为一个主张建设各种族和谐平等，追求民主和平的、为世人普遍认同、同情和接受的主流政治力量，仅此一条，就足以为其政治生命，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毋庸讳言，曼德拉的5年总统生涯，在治绩上并无太多亮点，且1997年起他便着手安排接班和隐退，“过渡人物”的痕迹明显。但人无完人，作为承前启后的“新南非”缔造者，能够让“彩虹国”在其有生之年拔地而起，更能在5年任满后功成身退，和平实现民主的政权更迭，纵观二战后黑非洲独立运动史，能做到的又有几人？人的政治生命并非无限无止，每一位、每一代政治家都有其历史使命，曼德拉在其政治生涯中，已成功扮演了“彩虹国”缔造者，和新旧南非政治过渡引导者的角色，甚至在隐退11年后，还挺身而出，为非国大“保驾护航”，对其苛求并无道理，“新南非”今天的种种问题，应责成今天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的新一代南非政治家，而非已“政治谢幕”的曼德拉。

　　晚年的曼德拉仍在政坛偶露峥嵘。2007年，他发起成立由知名退休政治家组成的“国际长者会”，积极调停多起国际纠纷，并对南非和国际事务作出直言不讳的评论。但更多时候，他是沉默的，不在政治前台多亮相，甚至不愿多接电话，他常说“请不要给一个退休老人打电话，如果需要我会打给您”。

　　不管曼德拉的自然生命能否延续到第95个年头，其政治生命已永恒凝固在“67”这个数字上。

　　历史生命：永远的曼德拉

　　不管他本人愿不愿意，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作何感想，曼德拉都已成为一个永恒的符号。

　　自1982年起，非盟前身非统组织就定期呼吁释放曼德拉，当曼德拉终于获释后，又立即成为泛非运动的一面“活旗帜”。几十年来，无数非洲人憧憬着“非洲一体化”，在同一面非洲旗帜下，不同种族、民族的非洲人和谐相处，平等相待，从某种意义上，曼德拉的“彩虹国”是南非缩微版的泛非主义理想，而“非洲一体化”则是放大版的“彩虹国”。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日子里，曼德拉和他的“彩虹国”理想，将继续成为泛非运动的象征和号召，他的历史生命在这一层面，将延续并永恒。

　　曼德拉是个体育迷，也是在体育世界身体力行，倡导种族平等的最著名人物。1994年，他最喜欢的服装、被称为“曼德拉微笑”的彩衫“马迪巴”，作为重返国际体坛、第一次获准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南非队当作比赛服穿到美国世界杯赛场，令全世界为之振奋;1995年在他推动下，橄榄球世界杯在南非成功举行，当南非队最终夺冠时，他亲自走下场地，和白人队长皮尔纳尔握手，被认为是历史性的一幕。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年逾九旬的他出现在现场之际，整个世界都为之激动。如今的体育世界，“白与黑”的隔阂依然存在，足球看台上弥漫的猩猩叫声、挥舞的香蕉，球场上个别球员挑衅性的法西斯敬礼，以及层出不穷的球场暴力、看台血案，一次又一次地揭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曼德拉憧憬的、没有暴力、没有肤色之别和种族隔阂的体育场仍然遥远，只要这样的现实依旧，人们就难以忘怀“曼德拉的微笑”，他的历史生命就会在赛场上延续。

　　1984年，英国乐队“特别AKA”发行了第一张公开向曼德拉致敬的唱片“释放曼德拉”;1990年，香港摇滚乐队Beyond发行了至今脍炙人口、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既是球星、又是著名摇滚歌手，本人因同系有色人种而曾遭歧视的荷兰人路德。古力特，也曾为当时尚在狱中的曼德拉歌唱，并将曼德拉的名字刻在自己所获得的“金球”上。岁月会流逝，世人会老去，但曼德拉的历史生命，却将在歌曲的传颂声中得到延续、获得永恒。

　　1994年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倒台，和民选的南非新政府诞生，让整个南非干坤颠倒，原先享有特权的白人变成了弱势，而原先被压在最低层的黑人凭借压倒性的选票当家作主，这原本是民主社会的常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正如许多人所痛切感受到的，虽然地覆天翻，南非却依旧有“黑”有“白”，人们不论从政、做生意，首先需要想到的还是肤色，尽管原先的“白人优先”在南非某些领域（尤其政治领域）变成了黑人优先，尽管如今这些优先权是依靠一人一票、合理合法的程序获得的。

　　不仅如此，自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南非本国，以及许多国际社会人士都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彩虹国”建立而激动不已。但平等仅仅在政治层面上实现，而远未落实到经济层面，一方面，白人和外国投资者抱怨南非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劳动效率和社会秩序大幅降低，在南非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另一方面，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又不得不面对黑人和激进工会群体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要求通过更强硬的手段，实现经济资源的“平等分配”，让黑人获得和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

　　很显然，这一切离曼德拉理想中的“彩虹国”，还有相当大的反差，南非如此，整个黑非洲、整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种族、宗教的不平等，还存在暴力、存在隔阂，曼德拉就会不断被一代代后来人想起、提及，他的历史生命就会永垂不朽。

　　如今曼德拉的4米雕像伫立在约翰内斯堡国会广场，在约翰内斯堡的卫星城、“黑人之都”索维托，巨幅曼德拉画像，和画像下方他的名言：“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这一切都无声地提醒人们，曼德拉还是活的神话。

　　曼德拉和南非：谁改变了谁

　　尽管无比留恋，尽管“最喜欢过生日”的他应十分渴望能在7月18日，度过自己95岁诞辰，但曼德拉的健康状况已越来越不乐观，南非政府，他的家人，以及全南非、全世界无数关注者，恐怕也都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即便到了今天，曼德拉也仍然并非没有争议的人物：和他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南非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同样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问题上作出贡献的德克勒克，就坦承“和曼德拉只是同事而永远做不来朋友”，他还曾表示“哪怕得罪人也要实话实说，曼德拉早年的确有暴力倾向”;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曼德拉的“恐怖分子”身份，直到2008年6月26日才被参院投票表决取消，此前他访问美国只能仰赖国务卿特批，而即便在表决通过后，仍有一些美国政客执拗地认为，曼德拉是“社会主义者”。

　　当然，曼德拉的支持者、崇拜者要远比腹诽者、攻讦者多得多，他们指出，是曼德拉改变了南非，把这个实行种族隔离300年、几乎被整个当代世界隔绝的国家，改造成一个受到非洲和世界欢迎、昂首屹立于阳光下的“彩虹国”。

　　而另一些人则试图用更客观、更中立的眼光，去审视曼德拉的成就，在他们看来，是南非改变了曼德拉，使这位昔日勇敢和热情有余，深思熟虑和人文精神不足的革命者，升华为一名为自由、和平奋斗终生，并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

　　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原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到了今天，不妨回头看一看，曼德拉改变了南非多少，南非又改变了曼德拉什么。

　　曼德拉对南非的改变

　　曾经的南非是一个奇异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历时300余载，可谓根深蒂固，白人政权掌握着号称“非洲唯一发达国家”的南非国家机器、金库，和在非洲南半个大陆足以睥睨一切的强悍军事力量。他们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说英语的南非人和说荷兰语的南非人，因为昔日血腥的布尔战争，而有着深刻的矛盾，那场战争的失败者、丧失自己国家政权的、说荷兰语的布尔人，甚至比胜利者——说英语的南非白人，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更“原教旨”、更极端。但他们对黑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对种族隔离的拥护，却是如出一辙的。

　　与之相比，南非黑人历史上从未建立过统一国家，他们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受制于人，许多人过着痛苦而麻木的生活，将希望寄托于天堂，即便少数具有斗争意识的南非黑人，也彷徨于“暴力”与“非暴力”，推翻南非国与重建南非国之间莫衷一是。他们中许多人心目中只有自己的部落、酋长，或满足于在与白人隔离的“黑人家园”中忍受虚妄的“独立自主”，或栖身于索维托之类白人城镇的黑人卫星城，用忍受歧视和欺凌，换取较其他黑人同胞更好一些的收入。

　　按照合众国际社一位资深非洲记者的话来说，当年的南非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三或四个国家：社区，商店，公交工具，都会被人为分为“白人专用”、“亚裔专用”和“黑人专用”，有些甚至还会在“黑人专用”中再细分为“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南非最流行的运动——足球，同时拥有4个足协——1892年的“白人的”南非足协，1930年的南非印度人足协，1933年的南非祖鲁人足协（成员都是黑人），和1936年的南非有色人足协（成员是既非白人也非黑人、印度人的有色人种），而地位最高的体育项目——橄榄球，倒是只有一个协会，可这不过因为该项目完全被白人所垄断。

　　这种“不是一个国家”的种族间隔阂是相互的：一方面，白人不把黑人当成同胞，他们甚至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将黑人当作“展品”公开陈列;另一方面，黑人也不把“白人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曼德拉早年投身革命时，就曾痛切地看到，大多数战友在电视里播放橄榄球比赛，南非队失利时，会发出阵阵欢呼。

　　正是因为曼德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

　　即便在上世纪50-60年代，他率领非国大从事反种族隔离武装斗争之际，便有别于其他黑人领袖，将南非当作自己的国家，而不仅仅是“黑人的国家”;1962年他被捕入狱，其后在与世隔绝的罗本岛服苦役18年，整个牢狱生涯更长达27年，正是在这漫长的27年里，他反思，总结，并和狱友们探讨、争论，逐渐统一了非国大领袖们的认识，将建立统一的、多种族平等相待的“彩虹国”、“新南非”，而非在“白人的南非”之外或废墟上，建立一个“纯黑人家园”，当作斗争目标。

　　他在看橄榄球赛时劝说战友们为南非队加油，曾被怀疑“立场不坚定”;他建立“彩虹国”的新政治目标，更一度被认为迂阔而不切实际，不同色彩和谐共处的“彩虹国”，仿佛注定只能存在于幻想中。谁又能想到，他和同时代无数黑人、白人、其它有色人种中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顽强奋斗，竟真的能让“彩虹国”从天上降临人间？

　　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曾被许多国家视作“恐怖暴力团伙”的非国大，才能升华为一个主张建设各种族和谐平等，追求民主和平的、为世人普遍认同、同情和接受的主流政治力量;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曾被摒弃于非洲一体化之外，为文明社会所排斥的“旧南非”，才能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在非洲和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受人尊重的新南非。

　　一些观察家认为，曼德拉在狱中长达27年，错过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最激烈、最关键的运动阶段;他当选总统时已77岁高龄，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治理经验，未能让原本号称“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的南非保持昔日的经济光环，甚至最引以为豪的“彩虹国”理念和种族平等，也因“新南非”不断发生黑人与白人、本土黑人与移民黑人间的冲突，而蒙上许多阴影。在他们看来，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断，曼德拉的政治生命并非十全十美，很多时候他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符号，而非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人物。

　　正如许多人所痛切感受到的，虽然地覆天翻，南非却依旧有“黑”有“白”，人们不论从政、做生意，首先需要想到的还是肤色，尽管原先的“白人优先”在南非某些领域（尤其政治领域）变成了黑人优先，尽管如今这些优先权是依靠一人一票、合理合法的程序获得的。

　　不仅如此，自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南非本国，以及许多国际社会人士都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彩虹国”建立而激动不已。但平等仅仅在政治层面上实现，而远未落实到经济层面，一方面，白人和外国投资者抱怨南非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劳动效率和社会秩序大幅降低，在南非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另一方面，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又不得不面对黑人和激进工会群体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要求通过更强硬的手段，实现经济资源的“平等分配”，让黑人获得和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苛责曼德拉：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也仅仅是一个人，是“彩虹国”的缔造者，种族平等的倡导者和开拓者，是“创业者”，他已成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面的事，应由后来人去接续。

　　在约翰内斯堡的卫星城、“黑人之都”索维托，镌刻着曼德拉的名言：“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曼德拉改变了南非，但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他未完成的心愿，还有待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去携手完成。

　　南非对曼德拉的改变

　　改变是相互的，曼德拉改变了南非，又何尝没有被南非所改变？

　　曼德拉本人也坦承，自己在入狱前确曾认为，南非共和国是白人压迫黑人的统治工具，除了推翻它，建立黑人当家作主的新家园外，黑人别无翻身可能，而在种族隔离政权的暴力和重压下，黑人除暴力反抗外别无出路。据喀麦隆《新思想报》回忆，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去伦敦访问，特意停留一天，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说，演说中，他回顾了当年领导“我们的矛”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指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书籍，并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历史，并特别强调曾受到喀麦隆独立运动时武装斗争的组织“喀麦隆人民联盟（UPC）”启发。从50年代末肯尼亚的“茅茅运动”起，至延续最久的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止，通过流血手段谋求反殖民、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就始终是黑非洲独立运动的两个主旋律之一，身为泛非主义忠实信徒的曼德拉，和他所领导的泛非主义组织——非国大，当然不可能免俗。

　　然而和同期许多独立运动领袖，及曼德拉的许多战友不同，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是在不断成熟、成长中与时俱进的。当他的战友们还将南非国家本身视作种族主义统治工具，将斗争目标定位为建设“没有白人的黑人家园”，他已开始朦胧产生“黑人也是南非国家的一分子”概念，开始将南非称为“我们的国家”;当被捕入狱、与世隔绝20多年的他神奇地感觉到，时代变了，打破种族隔离藩篱不再只有希望渺茫、牺牲巨大的暴力一途时，他便竭力说服狱中同伴，帮助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向谋求“和平与自由”的道路转型，并最终修成正果。

　　在曼德拉入狱前，他领导的反种族运动声势不大，成效不高，此后又长期身陷囹圄，几乎与世隔绝。但正是漫长的牢狱生涯，令他有机会将原本四分五裂、见解分歧严重的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阵营协调、统一，为了共同目标携手奋斗，也正是在这貌似与世隔绝、无所作为的27年里，他、非国大，乃至整个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政治生命都焕然一新。

　　从塞古。杜尔到布迈丁，从恩克鲁玛、卢蒙巴、蒙博托到埃亚德马、穆加贝，众多信奉泛非主义，领导本国人民反殖民、谋独立的非洲民族领袖，在登上权力巅峰后，都会不同程度染上自我神圣、大权独揽、拒谏饰非等毛病，或揽权终身，或被政变推翻，好不容易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国家及其人民，也因此一次又一次蒙受新的苦难。

　　曼德拉同样是泛非主义的信徒，在被捕入狱前，他的行为方式、组织与斗争，和上述非洲领袖间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生涯和思考阶段，让他的理念焕然一新。1994年他以77岁高龄当选“新南非”总统，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3年后他便主动宣布“不再谋求连任”，1999年任期届满，便真的功成身退，从此深入简出，甚至很少接“政治电话”，成为一个彻底的退休老人，令“新南非”真正实现了和平过渡和民主转型。尽管此后他也曾在2007年发起成立由知名退休政治家组成的“国际长者会”，积极调停多起国际纠纷，并对南非和国际事务作出直言不讳的评论，更在2009年非国大因内讧而濒临选情危机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出面为与自己并非属同一派系、却承继了非国大“正统”衣钵的现任总统祖玛“站台”，令非国大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但所有这些，不过一位德高望重的退隐人士、一位有国际声望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利用自己的余热，在政坛偶露峥嵘罢了。

　　是曼德拉改变了南非，或是南非改变了曼德拉，如今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曼德拉的名字，以及和他名字息息相关的“彩虹国”，都将永铭史册。

　　曼德拉：天上微笑 人间彩虹

　　不管情感上是否愿意接受，如今人们都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94岁高龄的南非反种族隔离英雄、种族和谐、平等和世界和平的拥护者与倡导者，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尽管此时此刻，离7月18日，曼德拉95岁生日、联合国第四个曼德拉日，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但谁也没有把握，这位历尽坎坷，身心曾受到极大摧残的坚强老人，是否能活着等到这一天。

　　自1999年离开总统任上，开始过着退隐生活起，曼德拉就声称，自己爱上了过生日，还曾表示“退休后最大的乐趣，就是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每一个生日了”。他的许多生日都过得颇不寻常：85岁生日上，他和前妻温妮一笑泯恩仇;89岁生日，“国际长者会”成立;90岁生日，盛大的“曼德拉祝寿音乐会”和慈善晚宴在伦敦举办，不但再次吸引了全球舆论瞩目，也成功为艾滋病防治募集了大笔资金;92岁生日，第一个“国际曼德拉日”隆重诞生，南非总统祖玛号召人们用67分钟参加义务劳动，以纪念曼德拉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67周年;93岁生日，第二个“国际曼德拉日”，67分钟义务劳动由南非一国的活动，变为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倡导的全球性活动……1999年6月，当一手缔造了新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正式退休，他在告别仪式上表示，自己已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只求余生默默无闻地生活，他想回到故乡的村寨，在童年时代嬉戏玩耍的山坡上散布。尽管他最终未能如愿回到家乡——开普省特兰斯凯的库鲁镇，而是退居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所私宅，但他兑现了“告别”的承诺，鲜少在政治前台露面，甚至劝说人们不要为政务给他打电话，“不要干扰一位退休老人的平静生活”。

　　然而14年过去，人们并未因岁月的流逝和他的恬淡，而就此遗忘了他，恰相反，“马迪巴”的名字更频繁地为人们所提及，且提及时更多敬仰，更少指摘。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他的历史功绩。

　　南非的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历时300余载，可谓根深蒂固，白人政权掌握着号称“非洲唯一发达国家”的南非国家机器、金库，和在非洲南半个大陆足以睥睨一切的强悍军事力量，与之相比，南非黑人历史上从未建立过统一国家，他们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受制于人，许多人过着痛苦而麻木的生活，将希望寄托于天堂，即便少数具有斗争意识的南非黑人，也彷徨于“暴力”与“非暴力”，推翻南非国与重建南非国之间莫衷一是。

　　上世纪40-60年代初，刚刚投入非国大反种族隔离的曼德拉，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他困惑于舶来的泛非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非正统”的毛泽东思想和南非斗争实际的难以结合，困惑于和平斗争的绝望和武装斗争的前途渺茫，困惑于黑白畛域不仅存在于白人统治者心中，也同样存在于自己的黑人战友们心中，困惑于自己应该追求、又能够获得怎样一个“新南非”。

　　但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投入斗争，两次被捕，差点面临死刑判决，最终不得不在罗本岛度过18载与世隔绝的苦役人生，和累计27年的囚徒生涯。在那时，许多支持或反对他的人都相信，他的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都将不可避免地在漫长的“绝缘”环境中耗尽，与罗本岛的草木同朽，他和他的理想，也将很快被世人所遗忘。

　　然而曼德拉再次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他积极、乐观，虽已过不惑之年，却仍热衷于锻炼身体，组织囚犯足球队、拳击队，跑步，每天做俯卧撑，还通过反复斗争，争取到在监狱院中种菜的权利。在罗本岛期间，他努力弥合不同政见、不同派系狱友的关系，协调矛盾，求同存异，甚至抽空完成了其唯一一个大学毕业文凭的进修（伦敦大学函授法学学士学位，学生时代他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未能获得学位）。在饮食匮乏的囚徒生涯中，他仍执着地坚持养生之道，对弥足珍贵的饮食仍然采取节制态度。甚至，他还有闲情逸致在铁窗中给女儿泽妮写信，提醒贵为斯威士兰王妃的后者“吃鸡不要吃皮，以免摄入过多脂肪，影响健康和形体”。对其他狱友的健康他也十分关心，经常拖着比他年轻得多、身体却差得多的战友参加各种锻炼。

　　和同期许多独立运动领袖，及曼德拉的许多战友不同，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是在不断成熟、成长中与时俱进的。当他的战友们还将南非国家本身视作种族主义统治工具，将斗争目标定位为建设“没有白人的黑人家园”，甚至在观看电视橄榄球赛时为南非对手加油之际，他却开始萌生“彩虹国”理念，为南非队加油（尽管队中每个队员都是白人）。并将南非称为“我们的国家”;当与世隔绝20多年的他神奇地感觉到，时代变了，打破种族隔离藩篱不再只有希望渺茫、牺牲巨大的暴力一途时，他便竭力说服狱中同伴，帮助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向谋求“和平与自由”的道路转型，并最终修成正果。

　　在曼德拉入狱前，他领导的反种族运动声势不大，成效不高，此后又长期身陷囹圄，几乎与世隔绝。但正是漫长的牢狱生涯，令他有机会将原本四分五裂、见解分歧严重的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阵营协调、统一，为了共同目标携手奋斗，也正是在这貌似与世隔绝、无所作为的27年里，他、非国大，乃至整个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政治生命都焕然一新，从一个主张武装斗争、暴力夺权，对南非国家认同模糊混沌的解放组织，升华为一个主张建设各种族和谐平等，追求民主和平的、为世人普遍认同、同情和接受的主流政治力量

　　迫于国际压力，急于摆脱全球孤立地位的南非当局于1985年2月提出“有条件释放”曼德拉，条件自然是放弃武装斗争，对此曼德拉断然拒绝，并通过其女儿津吉发表了有名的加布兰尼声明：“当广大黑人还没有结社自由的时候，任何施舍给我的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正是这振聋发聩的一呼，让许多原本对他的主张感到隔膜的人，开始由衷地尊敬他。

　　989年顽固坚持种族隔离的博塔中风辞职，温和派德克勒克上台，并在1990年2月释放了曼德拉，2月11日，曼德拉以胜利者的姿态迈出普斯莫尔监狱，这一历史性时刻被几十家电视台现场直播，成为全球性、划时代的一幕。

　　出狱后他领导非国大，团结各派黑人组织，和白人政权进行了旨在结束种族制度、推行“一人一票”平等权力的谈判，在他和德克勒克的共同努力下，族裔间的仇杀渐渐得到控制，南非开始迈向种族和解，因这项“不可能任务”的实现，他和德克勒克双双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5月9日，曼德拉当选“新南非”的第一任总统，并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原本被认为不可能建成的“彩虹国”降临人世，“曼德拉的微笑”也随着他的“卡迪巴”彩衫传遍宇内，感染了地球上的无数人。

　　1997年，年事已高的曼德拉宣布任满不再谋求连任，两年后他履行诺言，功成身退，在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中，身体力行地作出了遵循民主、尊重法制的典范。退休后他虽安于恬淡，却远非闭门不问世事：2007年，他发起成立由知名退休政治家组成的“国际长者会”，积极调停多起国际纠纷，并对南非和国际事务作出直言不讳的评论;2009年，当非国大因内忧外患，陷入选举困局之际，隐居11年的他挺身而出，为之保驾护航，使其有惊无险，安度难关。

　　纵观其一生，有勇敢，有妥协，有信义，有坚韧，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有推己及人的宽厚，更有功成身退的通达，如此多的功绩和美德集于一身，对于一个寿至94岁、生活在南非这种复杂社会中和波澜壮阔大时代的政治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时间、历史和人们选择了记念而非忘却，又岂是偶然？

　　人们如此感念曼德拉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越来越多人痛切地感到，曼德拉的使命远未完成。

　　在约翰内斯堡的卫星城、“黑人之都”索维托悬挂着巨幅曼德拉画像，画像下则是他的名言：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然而今天在南非，这句话似乎更似一句讽刺。

　　曾几何时，南非号称“非洲唯一的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金融业和制造业冠绝全非，纺织、轻工和其它工业制品行销周边国家和欧美，在这些工厂工作的黑人，虽然饱受种族隔离的政治压迫和屈辱，但仅就收入而言，却远远高于周边任何一个邻国，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许多非国大的仁人志士流亡邻国，寻求推翻种族主义统治，另一方面，他们所去的这些黑人已获自由的国家，却有成千上万的自由黑人宁肯忍受比南非黑人更不堪的政治歧视，成群结队地跑去“沦陷区”，接受白人资本金的“剥削压迫”。

　　种族隔离制度的垮台，令黑人在政治上获得当家做主的“解放感”，但在经济上却是另一种概念：新政权上台后，虽然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获得巨大成就，但仅就行政效率而言却不进反退，国内治安和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回报率低下，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最低时也高达23%,高时有40%,个别省区（如夸祖鲁-纳塔尔省）一度高达7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一些白人上层抱怨“黑人还没有我们当家时赚得多”，甚至许多下层黑人也认为，自己 “赢得解放，却失去饭碗”。

　　这样的局面不论南非白人或黑人、精英或草根，显然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些政治人物和派别力图将矛盾转嫁到外来资本、外国产品和外国人身上。不久前被刺的白人极端主义领袖特雷布兰奇等右翼白人声称，南非弄成这样，证明黑人的确不具备治国能力，认为出路在于确保和恢复南非白人的特殊利益;一些黑人工商界精英认为，来自亚洲的资金、产品冲击，才是南非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因此将矛头对准亚洲资本和产品，主张严格限制亚洲国家对南非投资，对亚洲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前总统姆贝基曾指责中国“将非洲当成原材料产地和廉价商品倾销地”，由黑人精英组成的南非民主联盟政治家、纺织业大亨麦克泰森在大选期间抨击对手非国大从中国订购竞选T恤，声称“中国人多一个就业机会，南非人就少一个”，因卡塔自由党政治家穆西比则干脆抨击非国大利用“出卖订单”，向中国、印度等外国势力“交换政治和金钱支持”。一些更激进的黑人团体则将怨气发泄到邻国来南非打工的黑人头上。

　　曼德拉憧憬的“彩虹国”，他不惜坐牢，毕生奋斗的美好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种族隔离、没有种族歧视的新南非，而不是如今政治上从白人优先变成黑人优先，经济上则白人与黑人、本土黑人与外来黑人相互指责的“彩虹国”。当人们对现实中“彩虹”的不和谐感到失望，并进而对当今各派南非政治家感到不满时，曾一手缔造了“彩虹国”理念的曼德拉，就更令他们感到亲切和挂念。

　　不仅是南非一国。自反殖民运动兴起，“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泛非主义，就成为非洲各国众多政治家、理想主义者和普通民众的理想，他们希望统一的、各种族和谐共处的“新非洲”能够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之林，和洲外大国、重要政治势力平起平坐。可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非统组织变成了非盟，而“非洲一体化”却进程缓慢，憧憬中的“非洲合众国”则更是水中月、镜中花，此时此刻，又有多少将泛非主义当作毕生理想的非洲人，对已处弥留、曾亲手打造“非洲合众国缩影”——新南非“彩虹国”的曼德拉，喟叹时光老人的吝啬？

　　南非、非洲，乃至整个世界，依然存在着种族、民族、宗教、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存在着暴力、隔阂与霸权主义，只要这一切仍然存在，曼德拉就会不断被一代代后来人想起、提及，他的历史生命就会永垂不朽。

　　人的生命终究有其极限，每一位、每一代政治家都有其历史使命，曼德拉在其政治生涯中，已成功扮演了“彩虹国”缔造者，和新旧南非政治过渡引导者的角色，对于他，人们无权要求更多，“新南非”、非洲乃至世界今天存在的种种问题，应由“新的曼德拉”——今天和未来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的新一代政治家，来承担，去完成。

　　曼德拉的生命已近尾声，“曼德拉的微笑”将永恒于天际，而现实中的人们，应携手努力，将其为之毕生奋斗的“彩虹”永留人间。

　　曼德拉的中国和中国的曼德拉

　　6月23日，南非官方在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入院治疗15天后，宣布其处于“弥留”状态，这意味着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已走近其坎坷而辉煌一生的终点。

　　在今天的中国，说曼德拉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南非人名”恐毫不夸张：比他早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人、圣公会南非大主教图图，或和他同年获奖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都远不及曼德拉的知名度，现任总统祖玛和曼德拉的继任者、前总统姆贝基也同样如此。

　　但曼德拉在中国的独享大名，却不过是近20多年的事。曼德拉之认识中国，与中国之认识曼德拉，都有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阶段：落花真有意？流水总无情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早就开始经营非洲，并成为非洲反殖民运动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中国和泛非运动间的渊源同样十分深厚，泛非运动的几位领袖人物，如几内亚开国总统塞古。杜尔，加纳开国总统恩格鲁玛等，和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有着密切的公谊和私交。

　　对于南非这个特殊的非洲大国，中国的关注是极早的。目前能找到的、中国领导人关于南非的最早一则互动文献，是1952年1月1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加查里亚和密丝特里的，全文为“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与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斗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并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氏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持久不渝的斗争中求得自由幸福与解放。我预祝大会对反迫害与反暴政的民族解放事业有所贡献，并获得成功。周恩来”。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两年多，而普遍被认为系中国和非洲政治、经济正式交往开始曲的周恩来-纳赛尔会面，和中国从埃及商人昆地处购买棉花，则分别是1955年4月和1953年4月的事。

　　此时曼德拉已开始积极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并在加入非国大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莫塞斯科。塔奈建议下，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他唯一的自传《漫漫自由路》称，在这一阶段，他阅读过《红星照耀中国》，并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思想方法所取得的胜利”。日前喀麦隆《新思想报》刊出一篇回忆文章，记载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前往伦敦访问，中途特意滞留一天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坦承泛非主义和早期非洲各国武装反殖独立运动对他的影响和其实，他表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书籍，并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历史，而组织非国大的武装“我们的矛”，则系受到喀麦隆独立时期武装组织“喀麦隆人民联盟（UPC）”启发。

　　从这点上看，在谋求武装斗争的阶段，曼德拉汲取了毛泽东著作中的某些元素，尤其坚定了其对武装斗争本身，和“非传统思想方法”的信念。但他所能提及的毛泽东著作，仅限于《红星照耀中国》等粗浅、有限的版本，并未受到当年在黑非洲到处散布的“小红书”等影响，今天国内某些以左派自居的团体、个人，将曼德拉称为“资深毛粉”，显系夸大其词。

　　而在中国方面，尽管和南非反种族歧视团体接触和交往很早，但在“反殖反霸”的50-60年代，和“三个世界”的70年代，非国大都远不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年汗牛充栋的《读报手册》、《各国概况》，前者对非国大只字不提，仅谈及“南非广大黑人的英勇斗争”，后者也仅将非国大混在一系列“群众斗争组织”中一笔带过，两本书均未提及曼德拉的名字。

　　不仅如此，从目前寻找到的资料看，毛、周、陈毅等非洲人较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绝少提及曼德拉，这和当时动辄上《人民日报》和《新闻简报》的黑非洲各国领导人、斗争领袖名字相比，着实“关系太一般”。

　　究其原因，恐与南非和中国在这一时期官方联系几乎为零，而曼德拉又于1962年早早入狱有关。曼德拉在被捕前未到过中国，未见过中共领导人，其“武装斗争”刚开了个头就遭受重挫，与此同时，反殖独立运动却在非洲其它角落如火如荼，许多国家纷纷独立，不少独立后的国家政局又动荡不已，这些无疑都令当时的中国更为关注。此外，曼德拉的“剥削家庭”出身，以及他未明确表现出“背叛出身阶级”的“革命觉悟”，恐也未必合当时中国官方的胃口。

　　在这一阶段，中非民间交往尚处于极低水平，大多数人对非洲的了解非但是粗浅的，而且是灌输性的，官方信息中几乎看不见曼德拉的名字，民间又何从得知？

　　第二阶段：逐渐熟悉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际新闻的视野也逐渐拓展，南非非国大的斗争逐渐成为《新闻联播》和各报刊国际版时常出现的话题，“释放曼德拉”这一“斗争主线”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被屡屡提及。

　　这样一来，曼德拉也就逐渐成了中国传媒上常常挂念的外国名人，成了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几个外国人姓名之一。

　　当时有此待遇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阿拉法特、齐奥塞斯库、铁托、尼雷尔、卡翁达等几位。和这几位相比，中国人对曼德拉的印象，恐怕是最模糊的。

　　首先，前面几位“老朋友”都是60-70年代、甚至更早就在中国“声名远扬”（尽管个别人如铁托，最初是当作“反面典型”来报道的，而曼德拉作为“南非人民反抗斗争的代表人物”被指名道姓，不过是80年代开始的事;其次，上述“老朋友”常来常往，有些甚至一直住在中国，就算来得不多，也能经常在纪录片、电视新闻中亮个像，而曼德拉却一直呆在牢里，中国人只闻其名，不睹其人。

　　这一阶段频频在中国“上镜”的“曼德拉”，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温妮。曼德拉，在新闻联播里她时而走在示威队伍前列，时而在死难黑人葬礼上大声疾呼。她和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图图主教，成为当年“最上镜”的两位南非人——第三位是作为“反派”亮相的南非白人政权总统博塔。

　　当然，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系统介绍曼德拉本人世纪的文章。1983年，《环球》杂志一篇介绍曼德拉如何从黑人精英幻梦中惊醒，投身反种族隔离的长文，恐怕是国内最早的相关文章（尽管许多地方以讹传讹，和事实有出入），此后这类文章逐渐增多，《参考消息》上关于曼德拉的外电文章也多起来。

　　然而这一阶段，国内传媒所塑造的曼德拉，是勇于和种族隔离政权斗争的战士形象，强调其“不屈不挠”、“勇敢坚定”是主流，并辅以当时几乎每周都可看见的索维托等地黑人斗争、遇害和葬礼场面，给人的感觉，是曼德拉仍然奉行暴力斗争、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的入狱前路线。事实上此时的曼德拉在狱中经过反思，已和同在狱中的战友们重新制订了以和平、自由为主要诉求，追求各种族在“新南非”同一片天空下共存的“彩虹国”理念，并逐渐为世人所了解。不过由于这种有选择的报道，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其心目中的曼德拉形象，如今看来更接近入狱前的曼德拉，或当时的温妮。曼德拉。

　　第三阶段：光辉岁月的彷徨

　　1985年以后，南非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的管制逐步放松，国人逐渐了解了更多曼德拉的最新思想和斗争目标。

　　不过此时正是中国国内思想开始活跃、多元化思潮兴盛之际，人们有了更多看世界、了解世界的机会，而不再将目光局限在几个熟悉的“老朋友”身上，本就是“老朋友”中最不知名人物的曼德拉，其“回头率”也因此并无大的起色。

　　此时娱乐文化的兴盛，帮了曼德拉的大忙。

　　1987年，荷兰球星古力特获得世界足球先生，这位同时也是摇滚明星的球星是曼德拉的拥护者，在金球上刻上曼德拉的名字，还创作了歌颂曼德拉的歌曲，这一消息被当时开始活跃的国内体育媒体刊登，吸引了更多普通中国人的关注;1990年，香港乐队Beyond发行了至今脍炙人口、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这首歌轰动整个华人乐坛，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年轻人、尤其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传唱广泛的一首歌，原本苍白的曼德拉形象，也便在《光辉岁月》的歌声中，逐渐变得血肉丰满。“老革命”的“旧版”形象，也就此让位于“和平、非暴力、种族大和谐”的崭新“彩虹”形象。

　　可以说，正是这种从“老革命”、“老朋友”，到大众偶像的悄然转型，彻底颠覆了曼德拉在国人中的传统“定式”，也让他在很短时间内，从“老朋友”中的边缘分子，一跃而成中国人中最知名的南非人。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获释，3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5月9日，他当选“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这完美的一笔，完成了曼德拉新形象的塑造。而他在橄榄球世界杯上拥抱白人队长，在争取南非世界杯主办权上的努力与成功，他对和平、非暴力的追求与向往，对霸权主义的谴责，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则让这种形象更加有“质感”。

　　尽管人们后来知道，曼德拉在治国方面缺乏亮眼业绩，“彩虹国”里黑人赢得了政治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出现了滑坡，族群割裂、族际暴力依旧多发，南非成了治安“黑洞”，非国大也在他隐退后，出现了危险的内讧和分裂。不仅如此，他的家庭也出现许多问题，妻子温妮因刑事罪被判刑入狱，他离婚、再娶，儿女们的命运也一言难尽。

　　但此时的国人已逐渐学会了换位思考、多元思考，他们知道，伟人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作为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过渡性人物，曼德拉已做到很好，不应把太多转型后的责任和问题，强加到这个当选时就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身上。对于曼德拉的家庭生活，人们也更多给予宽容和理解，并更加喜欢这个因远离权力和喧嚣，而变得更率性、更可爱的老人。

　　2010年7月，当世界杯闭幕式在南非举行，久违的曼德拉出现在体育场看台上之际，在场和全球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曼德拉的公众形象，已悄然升华到新的高度。

　　然而在这一阶段，官方的“曼德拉声音”一度陷入彷徨，时而热烈亲切，时而顾左右而言他。

　　这和曼德拉在台海两岸间的摇摆有关。

　　或许是由于闭塞了27年之久，曼德拉对当时台海两岸的“外交战”完全不能理解，执着于“双承认”。1992年10月他访问了北京，获得中方1000万美元援助，次年7月却又去了台北，台北方面给出的援助，是耐人寻味的1100万美元。

　　已是古稀老人的曼德拉恪守“道德原则”，认为“刚拿了人间的钱就断交不仗义”，且仍对“双重建交”抱有一线幻想，这种微妙关系，显然对中国官方对曼德拉的“定性”构成了很大难题。

　　僵局一直持续到1996年底才打破：由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届时倘中国和南非仍未建交，地位重要的南非驻香港总领馆就不得不关闭，曼德拉经过“长考”，宣布“不晚于1998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双方的相互谅解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南非驻港总领馆并未关闭，当年12月28日，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南非，12月30日共同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

　　1997年对曼德拉是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他开始交权，并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南非开始逐渐进入“后曼德拉时代”。或许是即将“无官一身轻”，尽管建交后留下的时间不多，但曼德拉却在中国官方外交舞台上“密集演出”，留下了宽广的人脉：1999年2月，胡锦涛副主席访问南非并拜会曼德拉;同年5月，曼德拉访华并会见江泽民主席;2000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南非，并会见了前一年卸任的曼德拉。此后，尽管隐居的曼德拉扬言“不喜欢接电话”，却仍多次和中国领导人通话、交谈。

　　如今，曼德拉波澜壮阔的一生行将掩卷，他和中国的渊源却仍引人入胜：在非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他是为数不多、得到官方与民间，以及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普遍认同、赞赏的政治家，并拥有文体明星般的号召力和知名度——而这一切，却是“起跑落后”的背景下，仅用了20多年时间便悄然完成的。

　　曼德拉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曼德拉是世界著名的反种族隔离斗士。

　　南非的种族隔离是怎么形成的？是否只是“种族”方面的问题？1920年代的南非和同时期的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浪潮中，发生过被南非当局镇压下去的白人工人起义。种族隔离制度，首先就是为了驯化南非的白人工人。其次，南非矿业需要进行巨额资本投资，因此南非矿业资本必须通过极力压低矿工的工资以保证获得利润，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黑人永远成为廉价劳动力，南非矿业资本家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些廉价劳动力，以及由此保证南非资本家尤其是矿业资本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事实上，有些南非资本家“反对种族隔离”正是为了使用低工资的黑人工人取代工资较高，福利较好的白人工人。不仅长期执掌南非政权的荷裔白人如此，根据南非学者赫里伯特亚当（Heribert Adam）的调查，被国内某些自由主义学者捧为“反种族隔离斗士”的南非英裔白人资本家，恰好是出于保证廉价劳动力供应这个目的而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换言之，在南非，种族隔离是资本主义的配套制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反对种族隔离和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问题。只反对种族隔离而不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真正改变广大黑人底层群众的命运。而这正是曼德拉和非国大，尤其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当然，即使是这样，也有可能存在一种情况，也就是在抗争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种族”变成了抗争的主题，“阶级”被淹没了。但是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比如美国学者盖伊塞德曼（Gay Seidman）研究南非工人运动结果是，在旧南非末期，阶级已经取代种族成了南非黑人抗争的主题。这种抗争不仅包括了要求改变黑人的被隔离地位，而且包括了世界其它地区工人阶级抗争的一切内容，亦即通过政治的，非市场的手段获得工资以外的，能够使工人满足需要的收入。用塞徳曼自己的话说就是“完整的公民权”——也就是除了一般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之外，还包括了获得各种福利保障的“社会权利”。这种抗争已经不仅是对工人自身劳动条件的抗争，南非黑人在抗争中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处境与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抗争诉求在抗争过程中，南非黑人工人已经提出了通过非市场的政治手段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诉求。这些诉求很显然远远超出了种族范畴，和新自由主义更加是水火不容。而且，抗争种族隔离的过程中，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Cosatu）结成了政治联盟。这样一种政治联盟的诉求，显然是不可能只停留在一般的市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新自由主义上面的。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些组织已经提出了相应诉求。

　　南非转型之后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一旦南非转型成功，获得政权，非国大转向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新自由主义。南非转轨刚刚开始的时候，非国大左翼、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推动非国大和曼德拉将这几个组织联合制定的“重建与发展纲领”（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作为新南非政府的基本纲领性文件。这个纲领本身包括了各个方面的内容，既有诸如国有化，各项社会政策等，也有新自由主义的内容，例如财政紧缩、提高国际竞争力、建立“独立”的储备银行。但是，在南非官僚和资本家，以及非国大政客等的联合抵制下，这个纲领中的非新自由主义内容，例如社会政策和国有化等，完全没有得到执行，其中的新自由主义内容则相反。而且南非政府还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下制定了另外一份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发展计划以取代这个纲领。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已经在智利、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其它地区造成的那种状况，亦即社会分化的全面、急剧扩大，在南非也发生了作用。这对于广大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其次，结束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共产党，就和南非工会一起反对非国大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不过由于南非共产党仍然坚持和非国大结盟，这种反对软弱无力。因此，真正从南非“转型”中受益的，实际上只是一小撮黑人资本家和非国大权贵。这样一个南非，显然不是当初黑人抗争的目的所在。

　　公允地说，现在国内一些人诟病的所谓南非“治安问题”，或者其它工业等方面的问题，倒不能说是曼德拉和非国大的问题。因为南非种族隔离下的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告一段落了——事实上南非的工人抗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20多年的沉寂之后重新高涨的。而且南非的相当一部分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本身就是服务于南非在冷战期间作为西方在南部非洲的前哨基地，此外，我想所有人应该都清楚，旧南非那样的只为极少数白人和所谓“国际市场”服务的经济是多么脆弱，事实上早在旧南非末期，南非经济就已经出现危机了。旧南非的经济繁荣本来就只是一个虚幻的表象，种族隔离结束意味着这个表象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个表象所包括的各种落后与贫困没有得到改善，并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