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美术与魏晋绘画

　　佛教美术与魏晋绘画

　　二、禅与水墨画

　　1、佛教美术之传入与融合

　　在特定历史时期，文艺的交融超过民族与地域的分歧程度。翻翻全球文化史，看似纯粹的民族性绘画，其实基因都或多或少存在异质因子，中国的早期绘画更是如此。推崇中国文化的哲学家罗素很早就说过“希腊文化曾间接的影响过中国的绘画”。

　　所谓“间接”影响，主要是指源自印度的佛教美术承载了希腊化艺术风格，而佛教美术主要通过犍陀罗艺术形式传至中国，再伴随佛教传播渐而进入中原大地。

　　犍陀罗艺术最初由作为“佛教徒”或“为佛教徒工作”的希腊手工艺师制作。

　　“他们的主题是佛教”，艺术技巧多源自“希腊学派”。因此，与热情奔放的印度本土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犍陀罗艺术更多表现出 “希腊传统的冷静性”。

　　佛教的早期传播过程使希腊、西亚、印度笈多王朝三种艺术和谐结合在一起，从相关文物遗迹看，“在中国新疆内陆深处也发现了这些艺术的结合体。”如新疆地区和甘肃敦煌莫高窟中早期雕塑和壁画里的佛、菩萨、伎乐天人等动作姿态与服饰色彩显示了“犍陀罗艺术”的渊源，体现了文化的融合交流特征。

　　古代寺庙装饰多是功能性很强的佛教美术，佛教美术风格随佛教流派而变化，寺庙简言之就是弘法场所，《僧史略》分寺为六种：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

　　一、名窟，谓如伊阙窟；二、名院，禅宗人所住多用此名；三、名林，如经中之逝多林；四、名庙，如《善见论》之瞿昙庙；五、兰若，谓无院相者；六、普通。

　　不同寺庙的美术形式内容、风格、仪轨等有差别，而整体上佛教美术又显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和审美趣味。随着佛教日益深入人们生活，若佛教美术异域面貌太强烈，难以产生心理共鸣，但若过于本土通俗化，则失去了宗教美术特有的神圣距离感。因此，外来佛教艺术与本土艺术之间是一种互动式影响，渐进变通，非全盘变革，渐渐形成“汉式”，后来称作“唐式”佛教造像。

　　古代艺术家大都擅长佛教美术，也不断有西域和印度画僧来到中土，传入路线不仅限于西北陆路。如六朝时期有释迦佛陀、释吉底俱、释摩罗菩提等，“此数手，并外国比丘，既华戎殊体，无以定其差品”。

　　乃至古代画史分科单列“道释”画一门，宋代《宣和画谱》以“道释”为第一等，米芾的文人画论也以劝鉴类的佛像名贤画为最高，其次为烟云山水。

　　《图画见闻志》看到了这种美术史独特现象。“自吴曹不兴，晋顾恺之、戴逵，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北齐曹仲达，隋郑法士、杨契丹，唐阎立本、阎立德、吴道子、周昉、卢楞伽之流，无不以佛道为功”。

　　北齐思维菩萨造像

　　佛教对中国本土艺术的影响细致而深远，不仅有技法语言形式，也体现在画理观念上，可以说没有佛教美术，古代艺术史不会如此丰富而深刻。史籍所载的画家大都参与了佛教美术创作，并完成了自我绘画观念及艺术风格上的系列转变。

　　傅抱石认为“魏晋六朝的画风，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这时的画法，与周、秦、汉不同，是含有印度风味，而趋向变化的装饰。”[21]

　　当时“曹衣出水”“凹凸花”属异域风格。其中张僧繇画佛称“张家样”，“善图塔庙，超越群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奇妙”。[22]据传张僧繇创“凹凸花”，“世咸异之”[23]这种明暗光影调子的画法源于佛教美术中的希腊化基因。

　　魏晋以前画法大都是勾勒平涂，如现存汉墓帛画、壁画中的人物画都是这种平涂做法，而魏晋以后，人物画尤其面部有分染明暗的做法。早期佛教美术延续外域美术原貌，变化的范围限于局部的人物面貌、生活道具的造型方法。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古代人物画以”劝鉴“为功，显示审美与道德功能合一的认识。

　　北魏木板漆画《列女传》。魏晋绘画设色、用笔等技巧都比秦汉成熟，这其中有外来佛教美术的影响。

　　敦煌唐代绢画片段（局部）—菩萨像的勾勒渲染画法。由此可见，经过佛教美术的传播，中国早期绘画从单线平涂渐渐发展到唐代丰富成熟的勾勒渲染手法。

　　战国帛画《人物驭龙》，平面化造型，线条具有装饰趣味，画风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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